李乃蔚是一位幸运的画家。1997年全国中国画人物画展在京举行，各地应征的作品达700多件。280件入选，李乃蔚创作的工笔人物画《山菊》，在展览未设金奖的情况下，获得了最高奖——银奖。这对于一个艺术跋涉者来说，毕竟具有不寻常的意义，获奖者的艺术探求精神和成果得到了肯定、赞许和鼓励。它的价值给予了创造者信心和力量。此时，人们更多的是想知道和探寻这位画家的笔锋何以有火一样的诗情，有诗一般的憧憬。

　　祖籍北京而出生在重庆的李乃蔚.与画结缘的故事说来话长。他从小就感受到古老文化的渊薮。7岁那年随投身长江航运事业的父亲举家搬到武汉，可他小学6年中的暑假，基本是在北京爷爷奶奶家度过的。长辈们常带他登长城、游故宫、逛琉璃厂，北京的传统文化给乃蔚留下了不灭的印记。他的第一幅作品诞生在乌红透亮的木地板上，但绝不是现在孩子们画的“变形金刚”或“黑猫警长”，他画中的马呀鸡呀人呀虫呀，流露出那天真稚嫩的才。气。昨日的画擦掉了，今日又出现了新画……慈祥、宽厚的父母看着孩子这种玩耍，非但不限制，反而更高兴。他们之所以喜欢乃蔚，是因为他对绘画和音乐有着极高的感悟，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外，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父亲都是成打、成本地买回绘画的笔和纸，他就指望孩子能够成为有用之材。

　　从背上书包的那天开始，乃蔚的绘画才能就在学校的墙报上崭露头角。他不再像童年时那样在地板上驰骋，他把洁白的图画纸裁剪成如小人书大小的册子，用画笔去编织优美动人的故事。当时的课程安排得不满，自习课便成了乃蔚的图画课。回到家里他不停地用画笔描绘连环画或跑到长江边去画江中风帆或万吨巨轮。曾有哲人诗意地说：“童年是人生命的起点，是全部人性的最初展开。显然，李乃蔚没有料到，当他17岁时，在1975年北京举办的全国年画、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览上，他的连环画处女作《乌兰的歌》居然和他所钦佩的画家们的作品一道挂在中国美术馆的展厅里。

　　22年后的今天，1997年，宽敞明亮的中国美术馆大厅，正举行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首届全国中国画人物画展。不惑之年的李乃蔚以他的工笔人物画《山菊》获得了本次大展的最高奖——银奖。获奖作品被整版刊载在最具权威的《美术》杂志上。孙克这位权威的评论家。在画展作品集的编后语中，是这样评价本届大展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人物画创作为主题的全国性大展，是中国画家们盼望多年的盛举，它的影响必然巨大而深远。“李乃蔚的《山菊》像一个完整的结晶，薄中见厚显通透，如此美好而无瑕疵。当时中国工笔人物画大师潘絜兹先生拄着拐杖站在《山菊》前激动地对周围的评委们说：这幅作品用传统的工笔画材料和技法，比较好地表现了当代人物的精神风貌。李乃蔚乘着这股春风，在1999年第九届全国美展上，以工笔人物画《银锁》再获银奖。对此，理论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画最让人刮目相看的还在工笔画领域，这一领域在得到曰本画的某些启示后，更广泛地吸纳了欧洲的色彩造型观念和表现技巧。不消说在本届大展中王颖生的《踱步》和何家英的《米脂婆姨》如何细微而深入地体现色彩造型的表达，仅从李乃蔚的《银锁》来看，就几乎是不留中国画造型痕迹的三维空间的色彩造型。如果说《米脂婆姨》尚存工笔双勾填色的遗痕，还有大片的空间留白，那么《银锁》几乎就不存在用线和留白，他们的三维环境表达得很充分，皮肤的质感与人体的解剖关系都表现得精工到位。这几乎成为九届美展的几件‘绝活’，它标明中国画写实技巧达到了这个领域从未达到的高度。”当九届美展优秀作品赴东瀛日本展出，日方选择了《银锁》作大展招贴。

　　不论你是专家还是普通观众，站在中国工笔人物画《银锁》面前，都觉得不同凡响，都会为作品精湛的写实功夫叹为观止。学院派折服它的深厚功底，学术界对作品透露的精神性深有同感，而一般观众对作品体现出的真诚之情抚掌击节。在作品《银锁》中，中国画的颜色发挥到了极致，整个形象的深入刻画程度，消除了以往只有油画才能刻画的偏见。这也许就是《银锁》获得第九届全国美展银奖的真谛。在这几年中，他的艺术成果是非常惊人的，甚至可以说，李乃蔚似乎同这些顶级展事的桂冠特别有缘，在2004年的第十届全国美展上，他的工笔人物画《清音》荣获铜奖。

　　艺术是天才的事业，天才的定义是悟性加勤奋。贯穿这20多年的艺术追求，是乃蔚诚实品性的体现，他以孜孜以求的执著表达心灵和情怀。正是在这种平平常常、真真切切的艺术表现中，悄悄地拓展中国工笔人物画的表现领域。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他能把炽热的艺术情思织进心田、织入画中，活跃欢乐的品性与单调苛苦的艺术耕耘，和谐地交织在一起。

　　如果乃蔚的绘画如修竹般纤细，如果乃蔚的作品如鸡雏般孱弱，如果乃蔚的创作只是表演家般地挥洒点染，老实说，即使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决不愿意费此笔墨。着实，他的画是千点万线构筑和编织起来的。连环画处女作《乌兰的歌》经长航七中叶老师推荐，在当时省美工队老师的热情指导下，先后在湖北省和北京展出，他心里如同吃了蜜一般地甜美。当他今天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那么地自信：“第一次的成功，使我觉得我与画家的距离缩短了。画家之路犹如登攀之梯，只要坚持一步步向上登攀，总有一天能达到目的。“这是乃蔚艺术创作的第一个收获期。紧接着这位中学生画家的名字，不断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当他的第二部连环画《铁二牛和老槐树》发表在《红小兵》杂志上时，他顶着烈日，用吃早点省下来的一角钱买回两本，在同学和老师中争相传阅。至今他还平展展地保存着这本小书，将最初的艺术感觉珍藏起来。也许是书中比他小两岁的“铁二牛”给乃蔚以创作的原动力，他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当时聚集在长航海员文化宫的一批颇有才气的画家，在他艺术的“节骨眼”上给予了他方方面面的帮助，为他铺下了艺术之途的基石，乃蔚时至今日对此仍满怀感激之情。

　　在“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号令下，一声汽笛，乃蔚坐上了去鄂东新洲的小火轮。衣兜里揣着他喜爱的“小人书”，一只装纸笔和衣物的小木箱，成了他插队落户的全部家当。坐在机器轰呜的船舱，看着船后扬起的浪花，他沉浸在“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幻想之中。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日日夜夜里，唯有画画才在他晦暗的心境中，透现出一抹阳光。连超负荷劳累之余的休息也没有放过，每晚在微弱、晃忽的黄幽幽的火苗下，都能看到他静心作画的身影。

　　直到现在乃蔚仍很怀念那一段夜夜与蚊虫、油灯共度的岁月。一封从省里寄至生产大队的邀稿信函，改变了他的处境。大队干部安排他当了令人羡慕的“猪倌”，成了半脱产的“画家”。他对猪倌活路如同作画般一丝不苟。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画画，他必须每天清晨4点就早早起来煮猪食、喂食、捡猪粪……虽然喂猪的差事又臭又脏，但比起早摸黑在田里“挖地球”要强得多。画室就建在简陋的住房里，在沙地上打下4根木桩，然后将那口小木箱架起来，就支成了一张“画案”，“画案”钉上了一小块塑料布。一张张图画，画出了他对生活的热爱，画出了他对未来的向往。当他送走炎热的三伏，迎来凉爽的高秋，将画稿寄送给湖北人民出版社后，取下箱面上的塑料布，发现木箱的边缘竟结出薄薄的一层汗霜，如盐粒般晶莹。《火红的战旗》是他插队新洲县300多天的艺术结晶，冠有“知识青年李乃蔚”创作的千万本“小人书”，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李乃蔚就像命运的宠儿，机遇都让他给撞上了。1976年，他作为知识青年的优秀代表，带着已发表的5部连环画册，跨进了湖北美术学院。新的学习环境虽然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但成才之路仍取决于个人治学方法和刻苦的钻研精神。这是洒满辛勤汗水的求学之道。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探索，受到了素描、色彩等西方绘画的基础训练，打下了扎实的造型基础，扩展和加强了对于传统艺术的认识和理解。更重要的是，他受到了那种成为艺术家所必须经过的丰富而且高尚的艺术熏陶，形成了自己的艺术感觉。他身上的绘画天赋被唤起、被激发，从那时起，他算真正找到了自己的领域。

　　毕业后的李乃蔚被分配到湖北人民出版社做美术编辑，这下可真是如鱼得水了。美术编辑繁忙地约稿、改稿、审稿、出版，造就了博学功深、才思敏捷的审美能力;艺术视野更加开阔，创作经验日趋丰富。不久他加入湖北省美术家协会，1984年初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从小画家一一下放知青——大学生——美术编辑，他走过了漫长的艺术道路。20多年里李乃蔚共创作发表《将相和》、《汉高祖刘邦》、《阿基米德的故事》等30多部连环画册，绘制了3000多页连环画幅和难以计数的插图或单幅画。画连环画是一种艰苦的劳动，它需要韧性、功力、耐心，它的巨大工作量往往会令画家们望而生畏，要拿下一部作品，有时需日夜兼程。掉几斤肉、喝几瓶药的情况是不新鲜的。他曾在创作笔记中写道：“写意的单幅人物画，有时一天可画数幅，可有时一天也画不上一张满意的连环画。”我相信他的甘苦。在成功的背后，他每跨出一步，是一次痛苦的蜕变，是矛盾的交织，是深沉的思索，是不断地自我突破…

　　连环画创作的辉煌前景展现在他面前。照此下去，名利双收将不费举手之劳，可是他却毅然将画笔转向了一向冷寂的工笔人物画。当时有人认为他的选择不聪明，认为工笔画的格调具有不可逾越的缺陷。有朋友说：“你丢掉原来熟练的技巧，太可惜!”他一笑置之。他深知没有工笔人物画，就没有古代绘画的灿烂篇章。从逆向思维中他得到启示，愈是沉寂，愈欲爆发。从冷门中发挥创造性，进行多种试验，“冷门”也可转为热门。他不喜欢“凑热闹”，仿佛江汉路步行街，走的人太多，就会水泄不通。李乃蔚在寻找，寻找那些成功者之所以成功的奥秘。

　　事实证明他的抉择是正确的。当人们今天读着乃蔚用30多年工夫精心绘制的艺术长卷时，再回过头看他那洋溢着“乃蔚风采”的工笔人物画系列创作，会悟出“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的道理。几经周折，李乃蔚终于在1986年调入武汉画院，成为一名专业画家。他的创作激情如潮水般喷涌而出。改弦更张后的第一幅工笔人物画《甲申三百年祭》，在2m×1.3m的画幅里，跨时空地将多件历史事件重叠地表现出来，强调了作品的悲剧气氛，将明朝灭亡的因果和李自成的兴衰剖析得淋漓尽致，响亮火红的象征意义提醒着人们永远记取这个历史悲剧。这一作品先后在中国艺术节中南美术书法展获优秀奖、湖北省第七届美术作品展获铜奖、庆国庆武汉美术作品展获二等奖，并被刊载在中国画季刊《迎春花》杂志上。这年乃蔚正巧30岁，人们常说“三十而立”，他就是在而立之年创作了第一幅为人们所爱、为画坛所关注的作品。

　　他开始由小有名气的连环画冢变成为较有影响的工笔人物画家。其实这成功仅仅是他工笔创作的开端，他以自己的努力向人们有力地证实了工笔人物画创作蔚为大观的灿烂前景。自迷上工笔画后，他便不知节假日是什么滋味。对于大家来说，节假日是寻亲访友、游玩购物的机会，对于他来说却是创作的极好时间，他说：“艺术劳动和大工业化生产不一样，艺术创作极富于个体性，无所谓上班下班，包括元旦春节在内，一年下来，也就是创作一幅好的作品。有时因多种原因，还会造成前功尽弃。“1989年夏天，40℃高温持续多日，他把自己封闭在那间“蒸笼”画室里，板凳上坐湿了一片，乃蔚就换一条板凳，继续画下去。闯进艺术迷宫的李乃蔚，每天都在一条条板凳上留下他湿漉漉的汗渍。人有“耐温”能力，可那娇嫩脆弱的“绢”却受不了炎热酷暑的考验，一幅即将完成的2m×1m的工笔人物画《黄帝战蚩尤》竞炸裂成碎片。当他把这绢本的碎片，装裱起来后，仿佛成了一幅出土的帛画。“这炸掉的是我半年的心血啊!“在矛盾和痛苦交织的热辣辣的汗液中，乃蔚分明品尝出了一丝只有他才能体味到的凉悠悠的甘霖，这就是生活对奋斗者的厚爱和赐予!他掐灭烟头，亢奋地又握起了画笔……

　　和同时代的画家相比，李乃蔚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早早确立了自己的艺术追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便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扎根于优秀的民族绘画传统，才能掌握中国工笔人物画的艺术规律：只有遵循中国画的法度，诚实地表现个人对生活、对大自然的独特感悟，才能创造出具有有时代感和中国人文精神的作品。

　　从作品《山菊》、《银锁》到《红莲》，人们可以清晰地捕捉到一条精神与情感的延展轨道，使人们得以深入他的艺术世界。文静之态、温柔之情的少女形象一再出现于画家的笔下，沉湎遐想，默默凝思，蒙眬期待。她们俊美而不轻佻，娇美而不柔弱，温存中见聪敏，大方中显端庄，她们有娇美的容貌，同时也有纯洁善良的心地和丰富细腻的情思，笔墨中传达出一种音乐所具有的律动和韵味，色彩中发出丰富多变的和弦，极富音乐感。这一切来自他从小就具有的音乐素养。乃蔚在表现这些对象时，不是从生活拔高或者只在姿容刻画上下工夫，而是将其安置在特定的环境中，从本位上加以发掘，使其成为美的使者和美的化身。伟大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美能拯救世界。“这话未免有些过分，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他的一幅幅写真般的少女，既是人物的精神空间，也是欣赏者的想象空间，因此，乃蔚的工笔人物画，虽非写意，却意味无穷。我们用“情真意切”来表达是再合适不过了。

　　正如中国画前辈大师潘絮兹所言：“人物画要有扎实的写实功底，夸张、变形不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夸张而不失形、变形而不变质是它的极限。”《山菊》、《银锁》等作品，具有感人魅力的重要因素在于，水色与石色的巧妙运用，准确而凝练的线条，使画面透出如碧玉般晶莹的品质，像春风一样地温和，用笔谨严而舒展，设色润泽而和谐，薄中见厚。从画面处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乃蔚扎实深厚的造型功力和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作品中的线条再现了客观对象的外部轮廓、体量质感，你看那画面的人物和背景，那逼真的质感真令人惊叹不已!画家就是这样探索和试验把中国画的材料发挥到极致。“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线”不但表现出物质感，并且也凸显情感的倾向性。罗丹说：“真正的艺术是忽视艺术的。”乃蔚的工笔人物画不以工细的技巧标榜自己的水平，不以线条、色彩的局部效果炫人耳目，他用自己的感情营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精神世界。《山菊》、《银锁》等作品是画家无数次行程留下的痕迹，它不同于那种浮光掠影式的观察，他的视角是别具一格的，尤其是以耐人寻味的形式，让我们觉察到蕴藏在画面之中的诗情流溢。无疑，他的美感体验已超越了纯粹视觉快感的界限，而是画家深层精神性的发掘。

　　李乃蔚是以描绘荆楚风情和长江文化而成为名家的，喝长江水长大的李乃蔚，泯灭不了他固有的江南灵秀的气质，他的生命深处积淀着长江文化中五彩缤纷的神话、神秘奇异的幻想、斑斓绮丽的灵感和成熟丰富的智慧。他的胸襟浸淫着长江流域山光水色、朝云夕烟、风物人情，他以饱满的姿态和激情，留恋于这块富饶的土地，这并非由于固执的地域性作用，而是意欲创作出他心目中所崇尚的作品，更因为他与长江有着一根隔离不断的感情脐带——那是维系他精神生命的依据。

　　李乃蔚将自己的情感贯注于自然物象，使实景化为诗境，自然物象又不断地将它的情趣生命返照于画家，使画家产生新的心境。从乃蔚艺术演变的轨迹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他的创作已从外部世界的描绘，逐渐转向内在心灵和精神空间的表现，从观物状态演绎为心悟状态。在这一创造过程中，现实的一切都经过了筛选，经过了净化，经过了感情的陶融，经过了想象的幻化，最终体现为画家细致的文化精神。尽管他的每一幅作品各不相同，但是共同构成了一个超越时空的境界。也许是人到中年的不惑吧，就乃蔚的艺术而言，无论是知性还是表达，其印象总是一种具有明快细腻的确定，这种风格是值得珍视的，至少它说明了在绘画表现呈露出多面貌的时代中，一个画家认识自己位置和价值的必要。

　　曾有人说“画连环画难以成为一流画家”，此说似难一概而论。乃蔚画了很多年的连环画，成果累累，屡屡获奖，但无碍其成为当今蜚声中外的艺术家。由于他擅取连环画表现多方之长，得笔墨挥洒之妙，具典型概括之才，此正是连环画滋养国画家的一个例证。同时也应证了鲁迅先生的预言：连环图画也可以出米开朗琪罗、达·芬奇那样的大画家。

　　关于技法，人们总认为是如何勾线着色，如何使用特技制造效果。其实这些容易学到，几乎每本技法书都写了很多。然而，能否画好画的根本问题不只是这些技法，重要的技法是如伺把握画面，它来自心灵。乃蔚画了这么多年的工笔画，并且还要画下去，这一以贯之的坚韧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在当今商品经济漫漶，信息瞬间交错，画风频频转换的态势下，要安安静静地做完工笔人物画的构图、拟稿、修改、白描、拷贝、勾线、上色，还有那三矾九染，又何况不止三次九遍，譬如有时笔误或失败了再数易其稿呢!没有达摩的气质，是成不了气候的。一个画家的一辈子也许很长，而就艺术长河看来，又何其短。画冢要抓住这一点，做透它，其实就算用尽一辈子的力气，也往往憾其短促。艺术本身的魅力与价值.除了理论家说的种种之外，还有一个被忽视的所在一创作的精道。艺术结晶之称为艺术品，就不可避免要被品一品，这里面就有精品与粗品之分。依笔者所见，以他的精道，并非只是技术上的刻意所为，乃是他内心追求所在。由精道到精致，他的画不仅富有极高的艺术品位，也赢得了极高的艺术品质。

　　纵观画家李乃蔚的创作历程和发展脉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在艺术变革中明确的自觉意识和向着自由境界渐去的脚印。他所借助的多种手段与以往的经验积累是分不开的，作品不仅显示出乃蔚近年由表及里研究中国画人物画的收获以及昔日练就的笔墨功底和控制画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昨天的累砌已成为他探寻明天的阶梯。

　　任何成功只属于产生它的那一历史瞬间，成功之后留下的课题是蔚为大观的灿烂前景。正如中国武术里将一根简单木棍玩得水泼不进、针插不入，李乃蔚的追求是用纯中国画的材料，去超越油画的表现力。中国画的表现是没有穷尽的，随着时代的进步，艺术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在探求和建构现代艺术形态的大潮中，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冢，有的大喊大叫而缺乏切实的行为，有的既行动也发表宣言，乃蔚则属于另外一类，即诚实地默默探索。

　　李乃蔚曾反复强调：“中国工笔人物画创作，不是靠一时的热情和冲动，是经过几十年修炼一一一包括精神的、技法的修炼，不断地外师造化，长期地进行文化上的积淀，慢慢养出来的。”“慢”是一种从容，是一种境界。在今天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让一个画家“慢”下来是非常困难的。李乃蔚一张画画两三年，每天画画几乎都在十小时以上，这足以说明，李乃蔚自在的创作状态和严谨的艺术态度。如今，李乃蔚不论是他的年龄还是他的艺术，都处于艺术人生的“华彩乐章”。在一片赞誉声中得了大奖后的他，还是和往常一样，谦意、平和，似乎对眼前的辉煌视而不见，他着迷般地扑在那幅题为《红莲》的大幅画面上，用千点万线去建构现代中国工笔画人物画新的形式语言。这幅《红莲》虽然前后已经画了三年多，但他还在画，国那一方清波浩渺的秀水名湖，画那万亩接天莲叶的亭亭夏荷，画出和谐美满的新农村，画出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现代工笔人物画是李乃蔚的梦想，更是他生活的重要部分。他认为他的绘画是对生活的歌颂与赞美，他相信每个人的梦想都不是一样的，只要诚实地做下去，就会光大自己的风格。为了这一梦想，他作为一个有着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名家，经受着“生命的透支”;为了这一目标，作为武汉画院副院长的他婉言谢绝了大量的商业订单，推掉了频繁的社会活动，唯有援助弱势群体的阳光行动、希望工程、残疾人事业，令他从创作中腾出身心，慷慨解囊。也许，正是这种责任和奉献，成就了他蔚为大观的艺术和人生。

　　时间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