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出生于重庆,那时，我父亲在重庆航道区工作，母亲在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工作,住在朝天门水巷子。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还记得我用粉笔在家里的木地板上画画，父亲说，最早是他教的。1964年上小学之前，父亲调到武汉工作，家也就迁到了汉口民生路长航宿舍。

　　从上小学起我就痴迷连环画，对刘继卣的《鸡毛信》、《大闹天宫》、《东郭先生》，贺友直的《山乡巨变》、《李双双》等等，爱不释手，我自己也学着画连环画。我曾经给刘继卣先生写过一封信，讨教怎样画连环画。起初什么都不懂，我画的连环画就豆腐块那么大，用的是那种绘图用的笔尖很细的蘸水笔，画的内容多半是八路军游击队打日本鬼子和中国古代著名战役。一张张画好后，下面写上文字，再用缝被子的针线装订成小人书那样。大概是上初一时，我把我画的连环画拿给新来的教美术的马老师看，他看了一会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到了办公室，他拿出出版的连环画选页给我看，说要画这么大，还说，“还有，不是用钢笔画，是用毛笔画!”这样，醍醐灌顶，我才知道应该如何画连环画了。除了画连环画，我还特别喜欢画马。过去,一些牲口像马、牛、猪什么的，在汉口江边码头等待轮船转运。我喜欢去看马，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回来我就画。记得有一次去母亲医院玩，我在那画了几匹马，一下子“姚医生的儿子马画得好”就传开了。

　　学校放暑假，我会去北京爷爷奶奶家,我爷爷奶奶家在新街口的罗儿胡同。我们李家的四合院是我太爷爷传下来的，我爷爷是四兄弟，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叔伯兄弟姐妹加起来有十八个。长辈中，我的六大爷(父亲的堂哥)是学美术的，听父亲说，六大爷毕业于北平艺专，解放后在林业部画植物科学画，他很早就去世了，我都没见过。在北京，我的二大爷(父亲的大哥)曾两次带我去海淀六郎庄拜访过田世光先生，一次是我上小学时，一次是我上初中时。田先生是中央美院的教授，工笔花鸟画家。两次都是，田先生先看我的画，讲哪里画得好、哪里画得不好、应该怎么画……然后我就去一边玩，二大爷和田先生就唠家常。第二次去时，田先生看我勾线不是很好，就教了我如何练习熟练勾线的方法。罗儿胡同还有一姓田的大户人家，父亲说，这个田家与田世光家同宗，与我们李家有点亲戚关系，但具体是什么亲戚，他也不清楚。

　　上中学时,长航的美工队设在我们宿舍大院旁边的海员文化宫里,陈作丁、鲁永欢、施江城、魏康祥老师都在那儿画画，有时我去拜访他们，请他们看我的画，他们都给予了我指导和鼓励。

　　1975年上高三时，我自编自画的连环画《乌兰的歌》被美术老师叶建荣推荐参加了湖北省少年儿童美术展览。我是根据当时的一篇新闻报道改编的脚本，讲的是一个叫乌兰的蒙古族聋哑女孩，解放军用针灸治好了她的病。展览后，武汉市的少儿刊物《红小兵》约我画了连环画《铁二牛和老槐树》，刊登在了1975年第9期上，这是我发表的第一套连环画。

　　有一天,我突然被叫到湖北省美工队,说《乌兰的歌》准备送到北京参加全国美展,要我补画一个封面。我二话没说就画了起来，画完以后，方隆昌老师帮着上了色。当时好像在场的前辈有麦柏森、廖连贵、叶德昌、韦江琼、冯今松、陈立言等。后来才知道，大家都不相信是我画的，要检验一下，从此我就有点小名气了。10月，《乌兰的歌》参加了北京全国年画、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览，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美展。也是10月，我下放到新洲县双柳公社双铺大队，在那儿当猪倌。不久接到了湖北人民出版社连环画编辑室的约稿，开始创作连环画《火红的战旗》。

　　1976年，我参加了新洲县文化馆赵宗禹老师办的连环画创作学习班，其间碰到了湖北艺术专科学校(后更名为湖北艺术学院)的金超和刘述杰老师带学生来新洲写生搜集素材，当时正要招收76级工农兵学员，赵老师就向金老师推荐了我。我对赵宗禹老师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是东北人，鲁艺毕业的，**期间下放到新洲，家在北京。赵老师不苟言笑，对我悉心指导，关怀备至，回想起来，那种情感不是父子胜似父子。学习班的时间不长，收获却很大。我离开新洲后，有一次赵老师来汉口转火车，还在我家住了两宿。后来他回了北京，20世纪80年代我到北京出差去看过他。他夫人得了尿毒症，脸色发青，身体虚弱，老俩口无儿无女，生活困难，赵老师老了许多，我心酸不已。再后来就听说他去世了。

　　画《火红的战旗》的时候，我是白天喂猪、打扫猪圈，一有空闲就赶紧画，晚上点着煤油灯画。画完以后，我送稿件到出版社，尚扬、陈贻福和沙铁军老师接待了我，尚老师还写了一封推荐我上湖艺的信，叫我转交金超老师。《火红的战旗》1977年6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我的名字后还加注了“知识青年” ，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连环画册。

　　据说关于是否招我，湖艺争议蛮大，因为当时的政策是知识青年下放满两年才能被推荐上大学，我不符合条件。在金老师他们的鼎力坚持下学校决定特招我，但是新洲县提了一个要求，要招我可以，必须再加一个指标给某个领导的女儿。这件事最终是怎么解决的，不得而知，可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到学校报到时开学已经有些时间了，看样子还是很费了点周折。

　　我们班叫“美术社来社去班”。所谓“社来社去”是“三来三去”即“公社来的公社去、工厂来的工厂去、部队来的部队去”的简称，班上的同学基本上都来自基层，教我们专业课的老师有邵声朗、徐邦恰、梁培浩、罗番等。邵老师既教我们工笔画课，又具体管我们班，所以接触就多些。那时邵老师，说话嗓音洪亮，做事严厉果断，风华正茂，同学们都很敬畏他。一开始我们班“开门办学”，地点在黄陂县木兰山脚下。一个大通仓，既是教室，也是宿舍。带队的有邵声朗、徐邦恰、罗番老师，还有工宣队。有一天晚上，公社放电影，我们大多数人都去了，只有几个人留在屋里学习。突然房梁“咔嚓”作响，屋里的人感觉不妙跑了出去，瞬间屋顶就坍塌了。当我们看完电影回到住处，不禁惊惶失措。邵老师很镇定，大声吆喝同学们不要慌张，指挥大家清理现场。这件事影响很大，差点出了人命，不久我们就打道回府了。

　　在我入学不久的一次班会上，邵老师的一席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邵老师说：有的人认为自己画了几本连环画，就觉得自己画得很好了，我年轻时也是画了几本连环画，觉得自己了不起，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艺术上差远了。我感觉邵老师说的“有的人”就是指我，心里有点不自在。我的基础很差，没画过素描,没画过色彩，牵强一点说画过几张速写，也不得章法，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

　　我很珍惜上学的机会,学习很刻苦，经常画画忘了吃饭，到食堂就只有冷饭冷菜冷馒头了,因而得了胃溃疡。当时学校晚上还停电，梁培浩老师就介绍我晚上到省供电局的一个干部家里画画，那儿不停电，我每天画到半夜11、12点。刚开始同行的还有两个同学，最后就只剩下我一个了。前几年我碰到了一位男士，他说，当年我就是在他家画画的，他是那家的小孩，来去匆匆，也没有记下他的名字。“借光”了大半年时间，最后，我的速写、素描、色彩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1978年初邵老师向中国京剧院的万凤姝女士推荐我为她的《戏曲身段表演基础训练》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出版)绘制插图，她摆一个动作，我就画一张速写，一共画了497张。

　　上邵老师的课，我才开始接触工笔画，才开始学画工笔画，所以说，邵老师是我的工笔画启蒙老师。从此，我对工笔画充满了兴趣和热情，心中有一个想法，就是要用工笔画描绘中国古代的历史人物和战争场面。

　　1978年底学习期满毕业，如果武汉市没有接受单位我就要回到新洲，父母很着急。父亲先找了长航人事处的处长，想让我进长航美工队，被拒绝了。后来，父亲的同事、我后来的岳父找了湖北省出版局的于溪局长，看看出版社能否接受我。于局长到出版社了解情况，尚扬老师他们也举荐了我，这样我就进了湖北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部连环画编辑室，当了美术编辑，带我的师傅是陈贻福老师。我还记得沙铁军老师曾带我到省人事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早期正值中国连环画蓬勃发展的时期，我们连环画编辑室工作很忙，我自己编辑了不少连环画，业余时间也创作了不少连环画。1980年于局长提出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改编成连环画，社里安排沙铁军改编脚本，陈贻福、陈惠民和我绘画。我和陈贻福老师还到沈阳故宫、北京故宫搜集素材。我们三个人各起草三分之一草稿，最后由我统稿、绘制墨稿，画完之后，我按年龄排序署名。1982年书出版了，引得了好评。1984年《我的前半生》中我独立创作的一节——《冯玉祥逼宫》、中流的《走麦城》和李全武徐勇民的《月牙儿》等15件中国连环画作品，参加了瑞士第一届国际连环画节，共获特别荣誉奖。我创作出版的连环画还有，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汉高祖刘邦》和《水浒》之二十九《征方腊损兵折将》、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阿基米德的故事》等等。当时约稿很多，应接不暇。1983年我的彩色连环画《一鸣惊人》参加了第六届全国美展，1984年我加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

　　在连环画发展的鼎盛时期，湖北的连环画风生水起，成绩斐然。其中，沙铁军对脚本创作、中流对绘画创作、湖北人民出版社连环画编辑室对连环画出版，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80年在中流老师的倡导下武汉成立了“行吟”连环画社，我也参加了。在连环画创作过程中,遇到难题我就会向中流老师请教，除了绘画方面，还请教中国古代服饰、兵器、建筑、风俗等等方面的问题，他无私地给予我帮助。后来还成立了湖北连环画研究会，1983年在北京举办了湖北连环画研究会作品展，影响很大。我画的《汉高祖刘邦》、《冯玉祥逼宫》和《一个偷渡者的自白》参加了这次展览。当时，许多连环画名家，像贺友直、姜维朴、王亦秋、费声福、戴敦邦、陈惠冠等都来过武汉，我拜见过他们，听他们谈画论道，受益匪浅。

　　武汉画院成立后，中流任院长，1986年他想调我到画院。搞专业创作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那时，湖北人民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部已独立为湖北美术出版社，社长不放我，拖了几个月，心急如焚，无可奈何，我和夫人去找了于局长。几年前时任美术社总编的贺飞白老师告诉我，当时于局长给美术社的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李乃蔚调到武汉画院，也许他的事业会发展得更好，就像尚扬一样，这不是很好吗!当年尚扬老师考上了湖北美术学院的研究生，出版社开始也是不放。于局长在出版系统有很高的威望，虽然那时她已经退休，很快社长答应放人。然而，时过境迁，画院名额已满，市文联不接受了。后来在中流院长的积极争取下，我才得以调成。

　　到了武汉画院，我就把主要的精力放到工笔画的创作中，想实现自己画中国古代人物和战争场面的想法。其实在出版社工作时，我就画了工笔画《岳飞枪挑小梁王》和《兵车行》，没人约稿，就是自己想画。在画院，我画的第一幅工笔画是《甲申三百年祭》，第二幅是《黄帝战蚩尤》。1988年开始创作《黄帝战蚩尤》，我去请教了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才确定画面的内容，画到一半，天干物燥，绢炸裂了，我又重头来过。待尘埃落定，已近一年。那时，没有画大画的经验，功力也不足，但有激情，一心想着创作。

　　1989年我遭遇了滑铁卢，《甲申三百年祭》和《黄帝战蚩尤》无缘全国美展。看到有的人没花多少时间、多少精力作品就选上了，心中满是委屈和苦闷，曾一度想放弃工笔画。同年，《甲申三百年祭》参加了省第七届美术作品展。在展厅，我夫人看到了鲁光先生，正要上前打招呼，只听见一位女士指着我的画对他说，这是李乃蔚画的，他是画连环画的。夫人赶紧躲到一边，直到鲁光先生走出展厅才去打了个招呼。我岳父和于局长、鲁光先生曾是武汉军区的同事。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痛定思痛，我决定调整思路，之后画了《染秋》、《驿》、《鉴》、《黄土情》等一批现代题材的工笔画，也开始画写意画。

　　几年下来，我积累了一些经验，技法也有所提高，风格也逐渐形成，得到了一些认可。1995年12月武汉画院院展在长江美术馆举办，我的作品《鉴》、《驿》、《秋语》、《生日》参加了展览。在展厅，我夫人碰到了中流老师，他说，我画得很好，要我就这样坚持画下去。1996年夏天，我和邵声朗夫妇参加了一次游览长江三峡的活动。在江轮上，我无意告诉邵老师那天是我的生日，邵老师就对我说，你的生日要庆祝一下，随之挥毫泼墨为我作画一幅：一座山峰高耸入云，一条小路从山脚弯弯曲曲绵延至山顶……寓意深远。老师们的鼓励给了我坚持工笔画创作的信心。

　　在长阳隔河岩水库开始蓄水时，我去那儿采风。我看到，青山绿水的怀抱中，一个饱经风霜的土家老太，背着背篓，依石而憩。这天人合一的画面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1996年我创作了《山菊》。1997年3月《山菊》获得了首届全国中国画人物画展银奖(最高奖),据说这次美展是因为给我的作品还是给另一个画家的作品金奖评委们争执不下而未设金奖。接着，我创作了《银锁》。三伏天，画室像蒸笼，我赤膊上阵。那时没有空调，怕画炸裂，也不敢开电扇，怕画上粘上汗水我带着手套画，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摄影家协会的李家琪看见了，还拿相机拍了下来。1999年《银锁》获得了业内好评，在第九届全国美展上得了银奖。2000年《银锁》参加了日本的现代中国美术展，在日本展览期间《银锁》被印成了大幅广告招贴画，之后，又到韩国展览。在韩国展览期间，我作为中国美术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韩国，我们代表团的团长是常沙娜先生。

　　2010年，在刘顺妮副市长和李继安、李建群先生的支持下《李乃蔚画集》在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我寄了一本给贺友直老师，不久收到了他的亲笔来信。信中写道：“我的评画标准仅三句话，好看、高雅、功夫，你的作品均具备了的。我表示佩服。”还写道：“过了年三十，老汉虚岁九十了，还能工作半天(上午)，画点小画，一天两顿饭，尚能尽一斤绍兴黄酒，每天早起，晚饭前出外散步，沿住处四周转一圈。……”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贺老师喝酒散步的情景，也浮现出自己年轻时拜见贺老师的情景, 我祝愿贺老师身体永远健康，也感谢他对我艺术创作的肯定。

　　连环画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大师们的连环画作品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我有幸连环画引领我走上了绘画之路，有幸在连环画发展的大潮中融入了其中并得到了锻炼和成长，有幸一路走来总有贵人相助……每当回首往事，心中就充满了感激之情。

　　2014年5月于汉口雨荷堂